初秋的大连海域锚地上，15万吨级养殖工船“国信1号2-2”静静停泊。3个月前，这艘“海上巨无霸”刚刚创下一项全球纪录——首批约3000尾、总计约12吨“船载舱养”三文鱼通过舷侧活鱼出舱系统顺利采收，经第三方检测全面达到生食级标准。
这是全球首次在超大型移动式养殖工船上实现鲑鳟鱼规模化、商业化产出。从鱼苗入舱至今，工船已巡游6000余海里。
相关数据显示，目前我国三文鱼年消费量超20万吨，自给率却不足三成，进口依赖度居高不下。这批国产三文鱼的背后，是中国自主攻关的深远海养殖工船技术体系，更是一条正在成型的全产业链路径。
8月27日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（以下简称“每经记者”）走进青岛崂山区，试图通过调研采访，拆解这艘15万吨级养殖工船的技术逻辑与商业化闯关之路。
15万吨级养殖工船“国信1号2-2” 图片来源：受访者提供
技术突围：破解近海养殖“温度魔咒”
我国消费者吃上高品质国产三文鱼，为何等了这么久？
一组数据道出产业痛点：我国年消费三文鱼超20万吨，自给率不足30%；2026年一季度，中国大西洋鲑（注：我国将大西洋鲑和虹鳟纳入广义三文鱼商品范畴）进口量达5.5万吨，同比增长59%。价格高、运输周期长、新鲜度打折，始终是消费端的痛点，更是产业端的短板。
过去数十年，国内多地尝试近海养殖三文鱼，大多折戟于水温瓶颈——夏季表层水温飙升，冷水性的三文鱼难以存活；台风、赤潮、近岸污染更是不可控的致命风险。
早在上世纪70年代，以雷霁霖院士为代表的海洋渔业专家就提出“未来海上养鱼工厂”的构想，却受限于当时薄弱的工业基础而未能落地。半个世纪以来，日本、西班牙、挪威等多国均涉足养殖工船研究，但始终未能进入商业化运营阶段。
“国信1号2-2”的突破，首先是技术层面的破局。8月27日上午，青岛国信蓝色硅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信”）董事长扈鑫向每经记者介绍，这艘15万吨级工船船长244.9米、宽45米；全船设15个养殖舱，总养殖水体近10万立方米，单个养殖舱水体超6000立方米，相当于两到三个标准游泳池。
现场采访 图片来源：每经记者 彭斐 摄
真正的核心壁垒藏在水面之下。国内首创的深层低温取水系统如同“深海吸管”，持续抽取水下30米—50米处10℃—16℃的冷海水，每天循环16—18次，一举攻克了冷水鱼全年适温养殖的关键难题。除此之外，智能投喂系统实现24小时精准定时定量饲喂；数千个传感器对水温、盐度、溶解氧及鱼群状态进行全天候实时监控；全新的舷侧活鱼出舱系统与双品类加工线，可将产能提升20%。
养殖舱内更像是一座“海上健身房”。通过制造可控流速的水流，模拟三文鱼逆流游动的自然习性，流速与鱼体长保持精准比例，既保证运动量又避免营养过度消耗。鱼的健康状态也被全面数字化：水下摄像头实时捕捉游动姿态与游速，辅助判断健康状况；每天抽检样本做营养检测，每月开展一次“全面体检”，检测风味物质、酯类含量等指标，并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多家院所完成权威送检。
首批养殖验收数据印证了技术的有效性：大西洋鲑养殖成活率达97.3%，稳定生长阶段月增重超500克；出舱三文鱼平均体重4公斤以上，最大个体超6公斤，实现0寄生虫、0抗生素、0药残，全面达到生食级标准，营养品质显著优于传统养殖产品。
商业化闯关：从技术突破到规模量产的距离
从2025年11月首批鱼苗入舱，到2026年5月具备上市状态，6000余海里的航程，也是一场从无到有的商业化试炼。
航程并非一帆风顺。据扈鑫回忆，途中曾因洋流变化导致海水温度骤升，团队第一时间紧急关舱、开启增氧设备，同时加速驶离高温水域，抵达适温区后重新开泵换水。整个处置过程中，舱内水温波动未超过0.5摄氏度，鱼群安然无恙。
平稳运行的背后，是国信在养殖工船领域的多年技术积淀。2022年5月，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养殖工船“国信1号”交付运营，创下多项世界纪录；2025年4月，全球首艘15万吨级“国信1号2-1”亮相；同年11月15日，“国信1号2-2”正式交付，首次开展大西洋鲑等鲑鳟鱼种的全年连续船载养殖试验。
“2-1”“2-2”的命名，背后是清晰的技术迭代路线。扈鑫表示，相比初代“国信1号”，其2.0版本完成了160余项迭代升级，两条船实现设计、建设一体化推进，目前吨位更大的3.0版本已在筹划之中。从“单船突破”到“三船联动”，国信已具备年产超万吨高品质鱼类的养殖能力。
从鱼卵到餐桌，是一场跨越约800天的产业接力：鱼卵从冰岛进口，经烟台基地孵化至200克左右，完成疫苗接种、降海银化后转入海上养殖，最终生长至平均4公斤以上进入销售环节。从船体设计建造到养殖技术管理，团队累计突破1000余项技术难关，形成60余项自主研发成果、14个创新平台、102项知识产权，打破了国外在深远海大型养殖装备领域的技术垄断。
在技术路线上，这艘工船选择了国际上并不多见的“封闭式船载舱养”模式。对比主流的“通海式”网箱方案，封闭式舱养每舱可独立控制，管理标准更清晰，也更便于海事部门监管。
商业化仍是一道更难跨越的关卡。“目前单艘工船的年产量约4000吨，与挪威一年15万吨—20万吨的三文鱼出口规模相比差距悬殊。”扈鑫向每经记者坦言：“现在考虑替代进口为时尚早。”但他同时表示，在养殖密度、养殖工艺、上船周期调整等方面，仍有很大的优化提升空间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作为全球最大三文鱼养殖国的挪威，也对中国的养殖工船模式表现出浓厚兴趣。扈鑫透露，挪威方面去年已与我国科研机构探讨，能否将养殖工船的未来设计引入挪威，这也从侧面印证了“中国方案”的示范价值。
起捕首批三文鱼 图片来源：受访者提供
与此同时，“陆海接力”的产业模式与市场拓展同步推进。三文鱼幼鱼前10个月在淡水中培育，长到一定规格后转入海水养殖——陆地负责苗种繁育，工船提供适温水域，两种模式优势互补。首批三文鱼出舱后，青岛本地企业的团购率先“接盘”，反馈“没见过这么新鲜的产品”。除商超和个人消费渠道外，今年已有东南亚、俄罗斯等地的经销商主动提出采购需求。
更长的产业链也在青岛加速铺展：年产5000吨大西洋鲑的现代化陆基循环水养殖项目、总投资1.5亿元的鲑鳟鱼遗传育种中心同步推进，正构建起“种源自主—繁育可控—养殖高效”的完整产业链条。
范式价值：为“蓝色粮仓”提供中国方案
如果仅仅将首次开捕看作一次养殖试验的成功，显然低估了它的行业意义。
“船载舱养”模式首先突破了地理与季节的双重限制。这艘工船全年不靠岸，依靠驳船补给物资；一旦遭遇台风、赤潮等灾害，可凭借“游弋式”能力主动躲避，沿我国沿海南北转场、追逐适宜水温，真正实现“全年适温”养殖。
而在消费端，相比进口三文鱼动辄数周的跨国冷链周期，工船养殖三文鱼从深海出水到端上餐桌，可压缩至24—36小时，创造了“深海直达舌尖”的新鲜体验。
经过预冷锁鲜后的三文鱼将被传送至保鲜箱 图片来源：受访者提供
“0寄生虫”的品质优势，同样源于封闭式舱体的设计逻辑。挪威传统网箱养殖长期受海虱病等寄生虫病害困扰，而“国信1号2-2”的养殖水体交换经船底单独阀门进行，进水口即可将寄生虫隔绝在外，再配合疫苗事前防控、远离近岸污染的远海水域，共同构成了“0寄生虫、0抗生素、0药残”的完整保障体系。
更深远的价值在于，它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海域特征的深远海养殖路径。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所言，日本东海岸、挪威沿海海域条件稳定，深海网箱养殖更具经济性；而中国海域跨越纬度大、近岸平均水深不足40米且台风多发，深海养殖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，需要探索一种新的解决方案。
养殖工船的核心价值，正是将传统渔业“靠天吃饭”的模式，升级为可量化、可复制的工业化标准。扈鑫介绍，国信养殖技术团队成员98%为硕士、博士学历；平时每艘船配备16—19名工作人员，实行连续驻船3个月、下船休整1个月的轮岗制度。
“怎么保证鱼的安全？答案始终是数字化。”扈鑫表示，通过水下视觉采集鱼的游动姿态与游速，结合水面上浮频率、摄食频率综合建模，不仅能判断鱼群健康状态、动态调整投喂量，智能投喂模型甚至能精准估算整舱鱼的生长量。全程可追溯的数字化记录，让一条鱼的生长过程变成可量化、可复制、可信任的标准流程。
从大黄鱼到三文鱼，从10万吨到15万吨，“国信1号”系列养殖工船的航迹，正是青岛建设“蓝色粮仓”的生动缩影。3000尾三文鱼的首次出海，撬动的不仅是一批高品质国产蛋白的供给，更是一整套深远海工业化养殖范式的确立。
它的真正价值，不在于眼下能替代多少进口，而在于为全球水产养殖业提供了一种来自中国、可被持续验证与复制的“海上答案”。当一艘船能以数字化的方式“养好一条鱼”，我国深远海便有了向餐桌源源不断输送优质蛋白的底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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